1963年4月，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撰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作为“不合格”处理。1965年6月，家永提出第一次教科书审定诉讼。以“国家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起诉政府，提出被文部省勒令修改的300处争论点，要求东京地方法院裁决，取消不合理处理和国家赔偿。

51岁的家永在提出第一次教科书诉讼之前，召集亲属举行家庭会议，嘱托家人在自己死后也要把诉讼进行到底。这位历史学家在《教科书审判》（1981年出版）一书中，写下了他起诉国家之前的心境：“1937年，家永已经作为一名研究者走上社会。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一个人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做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执笔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

1967年度家永撰写的教科书又被定为“不合格”，6月他又提出取消这一审定结果的第二次教科书诉讼。日本历史学界、历史教育界的民间团体发挥了巨大的后援作用。文部省方面则成立“保卫教科书会”进行对抗。1970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首先对家永第二次起诉作出判决，判定文部省的审定结果“违反宪法”责令取消；教育权不在国家而在于国民。家永胜诉。文部省不服判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1974年7月，东京地方法院对家永第一次起诉作出判决，判定国家拥有教育权，文部省审定“干涉过度”，命其赔偿10万日元。但诉讼的实质、审定教科书“违反宪法”却几乎被全面否定，此案又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审理。1975年12月，在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回避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否违反宪法，家永不服，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

在教科书诉讼运动中，数十位卓有成就的史学界人士与无数青年学生、市民一起展开了长期斗争。在日本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早稻田史学”犹如坚强的战斗堡垒，特别是早稻田大学日本近现代史专业的3位教授———有“鹿野史学”之誉的史学家鹿野政直教授，不仅参加撰写“上诉理由补充书”，还亲自走上法庭为家永作证；安在邦夫教授与其他3名志同道合者，组织34位在各个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史学家，选取最重要的36项诉讼争点，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上诉理由补充书（八）”，论证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是错误的。安在教授因此受到右翼分子的恐吓。由井正臣教授因在研究和著述中一贯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更是右翼势力不断威胁的对象。接受“早稻田史学”教育的青年学子们，也是教科书诉讼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家永第三次教科书诉讼作出终审判决：文部省强令家永全文删除“731部队”等内容，是构成文部大臣“超逸裁量权”（即滥用审查权）的违法行为，责令日本政府向家永赔偿40万日元。在家永起诉的文部省8项审定意见中，被判违法的有4项，诉讼以“部分胜诉”结束。

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终于在东京日本最高法院降下帷幕。83岁的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接受了终审判决。与漫长的诉讼相比，法官仅用几分钟便读完了判决书的正文，家永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近千名支持者把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宪政纪念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家永拄着手杖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家永用嘶哑而坚决的声音说道：“仍然不是全面胜诉，但是，最高法院承认审定中存在着违法，这是不可轻视的。32年的诉讼结束了。一个无力之人之所以能坚持斗争，多亏了多数人的支援。不论胜负，都是荣誉。”家永说着，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会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在长达32年的诉讼中，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先后作出10次判决，除驳回重审外，家永2次败诉，6次胜诉和部分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