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美、亚地区惩罚战犯与受害平民索赔的动向凸显出来。1991年以来东亚各国数千名“慰安妇”受害者将被强制作为日军性奴隶的事实公布于众。2000年12月、海牙国际法庭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法官，在东京主持了“侵犯妇女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模拟）的审判，二战期间蹂躏亚太妇女的日本战犯受到道义的审判。来自亚欧65名原“慰安妇”受害者，与国际法专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日本国民（约5000人次）出席、旁听，在日本和国际社会造成很大影响。

1990年以来，欧亚国家二战期间被强制劳动者、原“慰安妇”和731部队的受害者遗属纷纷向日本或美国的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或强制劳动的日本企业赔偿和道歉。1999年仅在日本国内审理中的战争赔偿案就有50桩左右。去年5月以来，曾被三井矿山、三菱商事强制奴役的中国劳工代表和韩国劳工代表，先后向美国加州洛杉矶法院提出两桩集体诉讼，分别代表全体中国劳工和“数千名韩籍劳工”，要求支付1929年至1945年未付的工资并进行赔偿。在德国企业同意向纳粹受害者支付巨额和解金的背景下，这些集体索赔诉讼无疑给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带来巨大压力。

面对惩罚战争犯罪与受害平民索赔的国际潮流，日本政界右翼、部分企业界人士、民间右翼及右倾势力汇集成一股推翻战争犯罪事实逆流。1999年日本第145届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3法，宪法调查会设置法等可能改变战后日本政治基石的法律。2000年度防卫白皮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发展遏制“周边有事”的军事力量，有事法制呼之欲出。这些政治、军事领域的变化，使急于篡改科教书的右翼势力认为，“有利”时机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