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案判得不轻，团伙成员其实只有七八个，一审却有14个人是死刑，为他提供枪支弹药、作案线索的也都作了“陪葬”。
无独有偶，靳如超一个人搞爆炸，被判死刑的却有4个人，非法为他制造、提供爆炸物品的人也极可能一同跟他“上西天”。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不是依法治国吗？一“严打”就判死刑，这是不是乱来？是不是属于古人说的严刑峻法，判得太重？
其实1983年“严打”时就有人提这个问题了，而且反对意见还挺激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你要从重从快从严，干吗平时不这么做？干嘛要选个时间，选一个时期来点儿狠的，这不是有违法治精神吗？
这些争论一直没个结果，倒是1983年“严打”的效果有目共睹。笔者记得那时在家乡，三个女孩子出去卖点鱼，就得一天两块钱雇个人当“保镖”。否则就怕从玉米地里窜出个强奸犯来。“严打”之后，真是消停了不少年，所以许多人听到对“严打”的不同声音，感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都不大理会。
不过，现在人们法制意识强了，有些事情不光看结果合不合理，还得看程序合不合法。这是进步的表现。不过，法律对同一种罪名，在量刑上本来就有一定的上下浮动量。
比如刑法第125条有关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严重的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果社会治安状况良好，量刑时判个10年也就罢了。反之，如果社会上搞爆炸的歹徒气焰还挺嚣张，怎可不严判、重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呢？这样做，才最符合“法以警众”的精神。
这就不禁让人想到那句老话：“乱世用重典”。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自然是盛世不是乱世。然而聚焦到社会治安这单个的领域，可又不那么太平。你看张君一伙是多么猖狂，你看靳如超就因为个人的私忿，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惨状！你再看看那些要钱不要命的“枪贩子”、“炸药贩子”，眼睛里哪里有国法？对这些不法之徒，不严惩怎能保民安？不严惩怎能平民愤？
严刑峻法，听起来很“残酷”，善良的人们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只希望大家和和气气过日子。但是如果对张君这样一伙“杀人恶魔”，对靳如超这样的“变态杀手”搞宽大，又任由许军（为张君提供线索导致农行行长夫妇被惨杀）引狼入室，任由王玉顺（非法出售上万公斤炸药）助纣为虐，使无辜者生命被剥夺、财产被劫掠，这才是真残酷，这才是对善良人们最大的残酷！
乱世用重典，可能并不管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盛世在必要的时候，也需用重典。经济越繁荣，人口流动越快，不法之徒危害社会的机会也相应增多，人们的防范意识又不那么强，这时就极有必要吹起“严打”的号角。“严打”不仅震慑犯罪，对那些忽视社会治安、对犯罪缺乏高度警惕的人们，也是一个极其必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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