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诸侯”汇集苏州 变革呼声超出预料
4月21日，也许是中国竞技体育战略转折开始的一天。
苏州会议中心的门口，悬挂着无数宣传横幅，其中夹杂着一条不起眼的横幅，上书“2001年中国竞技体育战略研讨会”，与毗邻的一个钢琴音乐会的宣传广告比起来，这条横幅显得有点寒酸。然而，两天半后，会议闭幕时，这条不起眼的横幅已大大凸现出了它的价值。这次会议被赋予了这样的意义：它成了中国竞技体育重新制定战略发展方向的一个标志，中国竞技体育开始孕育着大变革。
这次会议的“出场名单”充分说明了会议对中国竞技体育举足轻重的作用。到会的领导有：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副局长段世杰、李富荣；应邀与会的代表有：全国各地的体育局局长、体育总局辖下的各管理中心主任、部分运动学院的校长和专家，还有与竞技体育相关单位的一把手列席会议，与会者都被告知不得缺席。
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召集各地“诸侯”及各有关部门的“掌门”，其初衷是想使这次研讨会变成竞技体育战略改革的动员。但是，大家对中国竞技体育寻求变革的呼声之高、见解如此统一却超出了预料，使得会议筹划者事先想做的动员成为多余。
会议一开始，田径管理中心的总教练阚福林便作了语出惊人、自我揭短的书面发言，这使与会代表对中国竞技体育必须改革的想法找到了汇集点。
竟是教练毁了队员
教练员水平是人们议论的一个重点话题。有代表说，十几年前，胡鸿飞教练培养出了跳高好手朱建华，此后中国跳高再也没有出过一个世界级水平的人才。像朱建华这样身材条件的苗子固然难觅，但是十多年里不可能发现不了这样的好苗。现在，大部分跳高教练训练运动员的手段落后，他们让运动员每天几十次到上百次地用同一个动作跳，落地支撑腿肯定受不了这样的强度，所以他们选中一个人才可能就等于毁掉一个人才。
体操总教练高健感叹好教练难留。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体操有35人65次获得过世界冠军，这些运动员若留下来做教练肯定没有问题。但现实状况是，仅有两人留下来做教练。原因何在？还是一个机制问题。比如让男子全能世界冠军李小双当教练，每月才一千多元收入，而且他仅能从初级教练做起，升到高级教练，起码需要8年时间。而市场对世界冠军的诱惑又这么大，谁愿意呢？教练水平的低下不但育不出人才，更严重的是误人子弟。
高健介绍，国家体操队曾举办过一次活动，从基层调一批小运动员到国家体操队，在给这些小运动员拍片检查身体时发现，他们的髋关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坏死，如果再按老办法练下去，这些优秀的苗子全会报废。
阚福林总教头率先“发难” 田径界思想混乱精神不振
在两天半的会议中，一半时间由与会代表书面发言，另一半时间分成四个组展开讨论。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田径管理中心总教练阚福林被安排在正式发言里“唱压台戏”。他的发言引来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
阚福林说：“保守是目前田径界最主要的问题，田径界思想混乱、精神不振，更多的是靠个人经验。腐败、虚假现象影响了我们的发展。”
阚福林介绍，在两年前的西安城运会上，一个13岁的孩子在铁人十项比赛中竟得了7000分，我们以及前来观摩的法国同行看得目瞪口呆。青少年成绩很出色，在国际大赛上屡创佳绩，但是一到成年就风光不再。这反映出我们教练员急功近利、水平低下，过早地榨干了优秀苗子的潜能。而另一方面，成年运动员在八运会上有7项成绩达到奥运冠军水平，但是在当年的世界比赛里却一败涂地，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他坦承，田径技术相对稳定，主要是比体能高低，黑人运动员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我们应当承认不可能在田径所有项目上取得好成绩。田径运动应该从基础做起，突出重点项目如女子20公里的竞走、跳远、中长跑等，明确战略发展目标，经过8至10年的努力在奥运会上拿二块金牌，三块奖牌。
田径项目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整个竞技体育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在紧接着的分组讨论会上，代表们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现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和意见，概括起来是：科学技术对竞技体育的作用问题、青少年人才培育问题、教练水平提高问题、人才培养的效益问题、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计划问题等。
有培养前途的孩子 家长们不肯送上门
上海体育学院余金教授认为，目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储备状况像一个橄榄型，冒尖的少，后面能接上来的人才也少，水平不上不下的最多。1996年，“橄榄”的中段有30.8万人，到1999年仅剩15.8万人，而且专业体校内人才素质的水份很大，竞技体育的投资效益处于较低水平。
有代表认为，应该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计划。比如，中国的女排和女足，以她们现在的实力很有希望冲击奥运金牌，所以就应该加大这个项目的投入。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奥运会上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才与国家的地位和实力相适应？在今后20年内，自己不要硬往第一集团上拉，因为我们的竞技体育水平和世界体育强国相比，有很大差距，必需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计划。竞技体育的人才储备应该有多大规模才好，思考这个问题必须引进成本概念。
运动员训练与文化学习的矛盾、培养与需求的矛盾是突出的焦点矛盾。过去我们派队员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用的是专业队员，他们的关系虽然挂靠在某大学，但是比赛结束后忙于训练，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毕业时大学自然不肯发文凭，北京体育大学遇到过不少这样的麻烦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女足球星孙雯，她根据教育部和体育总局签定的有关规定，在上海复旦大学有学籍，但是她上课时间很少，学校当然不愿意给她毕业文凭。
大部分运动员最终成不了“星”，而一旦他们退役，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他们呢？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些有灵气的、具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家长不肯送上门来，而送上门的孩子成才率自然要低得多。如此不良循环，制约了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掘竞技体育的人才。
解决存在问题 靠两方面入手
如何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会者的意见综合起来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调整体育项目结构，即在优势项目（如体操、乒乓、举重等）继续巩固的基础上，力争田径、游泳等大项以及三大球的突破；二是要深化体育改革，加快竞技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步伐，让竞技体育更多地走向市场。
尽管这些对策对中国体育管理部门来说早已不再新鲜，但敢于大胆地、公开地直面我国体育界存在的问题，这为中国体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相信这次苏州大反思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全新开始，而不仅仅是老生常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