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11月26日消息：11月24日，浙江横店微寒的夜晚，记者与来自北京、上海、成都的四名同事采访了张艺谋导演。与其说是采访，不如称之为聊天。因为到达之后，剧组要求免问《英雄》内幕，使得大家之前准备的提纲毫无用武之地，干脆抛离工作，拣自己关心的事情来说。对面的张导也像他自己说的，以陕西人质朴、踏实的个性，坦诚地将自己平时思考的事情完整道来，气氛十分随意。

由于前几天《英雄》的三位主角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在内景拍摄过程中感冒，所以当天剧组提前收工。据张导说，平时的拍摄工作分两班：早上六点半到下午四点半，是早班；下午四点到凌晨一两点这是中班，换一拨工作人员，而他本人就一直接下来。以下午我们在拍摄现场见到的打斗的一幕来说，虽然在银幕上可能只有1分半钟，但是剧组将拍上10到12天。

前不久，《英雄》剧组的车在九寨沟撞伤人，有人指李连杰在肇事车中，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一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李连杰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影响。对此，记者趁采访之机，请张艺谋导演澄清真相，并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车祸”事件对李连杰的影响很大，他有苦说不出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个别媒体的说法特别不好，一口咬定他在车上，这个很糟糕，这是胡说，我觉得媒体不负责任，对李连杰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全球影星，很多影迷、媒体都在议论这事，走之前(记者采访期间，李正在上海放假)我见到李连杰，感觉他承受了很大压力，他认为事情说不清了，他就变成一个冷酷的形象。

这就变成什么呢，不管责任在谁，你坐在车上不下来，你就没有起码的人道主义和道德。这个东西一出，越描越黑。我很体谅他，他多少年什么绯闻都没有，塑造了一个正面形象，也算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个明星，结果那一天，他就接了外头打来的几十个电话，弄得他有苦说不出，他还说我不能出面去解释，他不愿意把这事情扩大化。

其实李连杰这个人跟他平常的“打”的形象是两回事，他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很有职业道德。他信奉佛教，平常很平和。这事对他影响很大，人家说你这形象怎么这样呢？有调查说他在青少年心中的形象下降，他的一些事情马上被停了下来，他有苦说不出。

现场的解放军、武警、保安证明那一天那时候，李连杰正在钢丝上吊着呢。

我们现在澄清都来不及了，我们都是一个摄影组的。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媒体)推波助澜的力量，不吭声，不想说，只委托一个律师去办。

剧组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一开始家属要求50万元押金尽快到位，其实现在任何单位撞车，马上拿50万元现金搁那，很少有。50万元到账，对医院说，抵押你用多少都可以。剧组一直低调，报道一出，开始没有在意。现在我们说他不在车上，说了不算数，人家说你是替李连杰说话。闹了半天我们得拿旁证，找谁呢？那天在现场为我们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保安证明那一天、那时候，李正在钢丝上吊着呢。只能这样，他自己不能这样说，要不然就成了狡辩。

这事我事后才知道，媒体报道了，制片部门才告诉我是这么这么处理。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们尽最大的人道主义帮助，我们请示投资方，投资方说你得赶紧给人治疗，这是个交通意外，是个不幸，大家都不愿意耽搁治疗。这也是依照法律办事，全部委托给律师，主要根据交警部门的处理。

今天在网上看到病人病情减轻，我们感到很高兴。

怎么拍起动作片来了？

记：您怎么忽然尝试起拍动作片来了？

张：我一直喜欢武侠，是个武侠迷。第一次看武侠小说在60年代，《鹰爪王》，17本，每本都很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没什么东西看，大家都传，你拿第三本，我拿第八本，全乱了。里面很多人物我至今记得，都二十多年了。其它的，金庸比较传统，章回形式；自己比较喜欢古龙，有气势，温瑞安不错，把古龙发挥到极致，但是后来过于极致。

自己一直想拍武侠片。两三年前我们开始编这个剧本(《英雄》，编者注)，一开始想改金庸、古龙的小说，改出个眉目，再找人买版权，改了一圈，不行，后来干脆自己编，差不多编了两三年，等我们编好了，写出剧本，颇为得意的时候，人家李安的《卧虎藏龙》(顿了一顿)成功了(大家哄笑)。我们编得挺早，结果还搞得外面说我们跟风。

但是《卧虎藏龙》确实给市场带来很多好处，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市场，西方对这类题材比较关注，我们可以获得比较多一点空间。现在一堆武侠电影冒了出来，很快就会把这个市场搞砸，李安打开的这个市场还可以挺两三年，但如果都是次的片子，就完蛋了。现在我们自觉不自觉承担了这个责任，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个市场又可以挺两三年，两三年没有一两部好片子，这个市场的热度很快就会减下来。

记：市场定位方面，考虑西方观众多些，还是中国观众多些？

张：我自己不了解西方，不像李安对西方市场、西方受众有那么好的定位；我也没有李安那么好的英语。我这人以前不就是农民导演吗(笑)。但是我想世界市场是一定需要的，片子投资大，要让老板不亏钱，我们就不能只关注国内。盗版破坏了国内市场，现在一部片子卖3000万已经是了不起的数字了，这当中制片人只能拿回1000万到1500万，这就是100多万美金，这哪成？填牙缝都不够。

有时候你会发现，把想象中的东西转换为世界上有形的东西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难。

记：《卧虎藏龙》的动作具有失去重心的美感，你如何在《英雄》当中表达武侠的风情？

张：这个不能多说。希望尽可能在这部片子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保持创作的新鲜的感觉。因为故事是我编的，所以有我自己的独特感。

《英雄》是部商业动作片，我会在这部片子里加入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些个人的东西，让它好看，有意思。李安说得对，武侠是每个人想象中的世界。有时候你会发现，把想象中的东西转换为世界上有形的东西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也很难。比如说，武侠小说中刻画那一剑的风情，一出剑的力量、速度，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很过瘾。这一剑搁在电影里就这一下(手一伸，做出剑状，大家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魅力。然后你要转换这个感觉，我是第一次拍武侠片，要把握、适应这个情况，力图拍出个人特色。

实际上《英雄》是独特感与商业因素的结合，完全说独特感，那是不行的，那是实验电影，老板就死定了，等于拿别人的钱过了一把瘾。所谓商业因素包括好看的故事、情节、节奏、大的场面。

记：今后还会不会多拍几部动作片？

张：有可能，至今拍了《英雄》的大部分，我不觉得有多吃力，我老跟他们说，下回拍我就知道得提前做什么什么准备。我喜欢武侠，我还会拍。

做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有自己的体会，就够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要让投资方收回投资，这也是一个导演的责任。

记：我觉得你应该更多拍现实题材的片子。

张：不一定。我自己特别不想固定，有意做了各种尝试，比如散文、诗化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我就没有一点这种气质，做梦都没有。不知道是张曼玉还是张艾嘉，看完把我拉过去说，我从来没见你这一面！

做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有自己的体会，就够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要让投资方收回投资，这也是一个导演的责任。这方面我保持了一个良好的记录，所以我从来就不愁没钱用。

记：您有拍西片的机会吗？

张：十几年来一直有，但我不会英语。

记：吃这个亏？

张：那不是，一个人一个样，一个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一定以华语为主。这么多年一直有人找我，说语言不就是工具嘛，不要紧的。我找不着感觉，没把握。让《秋菊打官司》说英语，我能找到感觉吗(笑)？人就不像。这里面有文化和历史的原因。

《卧虎藏龙》就是给西方观众拍的，他有针对性，成功是必然的。

记：《卧虎藏龙》作为武侠片，在西方是一片叫好，但是中国人看的时候甚至会睡着。

张：李安在西方受过教育，英语很棒。《卧虎藏龙》的所有字幕都是李安最后审定，亲自改写的。一般电影演员说三句字幕只能打两句，非常凝练，李安会对字幕作一些调整，他的定位很准，外国人一看很过瘾，非常感动，全都明白，能接受。我们看的《卧虎藏龙》不一样，是原版，加上发哥、杨紫琼的国语水平，观众很难入戏。《卧虎藏龙》就是给西方观众拍的，他有针对性，成功是必然的，他在美国市场创造了两个我认为是难以突破的成就：取得外语片———不仅仅是华语片，包括法语片、意大利语片——的最高票房纪录，一亿多；这么多奥斯卡的提名与奖项。因为美国强大，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所以他获得奥斯卡奖全球瞩目，我们不能说这个奖的艺术价值是最高，但是当中的商业价值、含金量是最高的。我不可能奢望有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机遇加上他的能力，《卧虎藏龙》取得空前的成功，我很佩服他。

由于在坐的几位记者都是《活着》的超级影迷，表示《活着》不仅是他们最爱的片子，而且都看了四五遍。所以张艺谋特别谈论了《活着》。

《活着》比《红高梁》的内涵深厚，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

张：《活着》比较耐看。刚拍出来的时候我有一个预感，可能通不过，所以希望大家先睹为快，犯了一次规———本来没有送审的电影不允许公开放映，我在北京放了一场，作为内部观摩，实际上，文艺界的很多人都来了，有1000多人。当时看完后，大部分的人反应是不理想。《活着》是一个主流电影，通俗的故事，没有风格化的处理，没有《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视觉张力，没有新鲜的处理手法。《活着》很平实。当时圈里有人告诉上面十个字，说《活着》“政治上反动，艺术上平庸”。当时是1993、1994年，大家都很期待形式上的创新、独特性，对平实的内涵看不上。到现在差不多是七八年的时间，我屡屡听到像你们这样观众的反应，告诉我他们最喜欢《活着》，看了很多很多遍，包括像章子怡这样的年轻人，都告诉我看了四五遍。《红高粱》都没人告诉我看了多少遍，只有《活着》才有这样的反应。《红高粱》在内涵上远远没有《活着》的深厚，它有初生牛犊的一股子劲。

每个国家，只要是这类电影，都很厉害，是大的跨度。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人像是汪洋中的一片树叶，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很无奈的。中国的这类题材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最难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活着》这类电影我们可以拍好多部。但是很难通过。

对于艺术，记住一点，表现苦难的题材，都特别有内涵，在苦难中人的命运，这是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力量全部产生在这里。就连一些喜剧，例如卓别林，题材也涉及苦难、小人物的命运。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历经苦难，有取之不尽的题材，我希望在我未老、脑子还好使的时候，可以拍一些好故事。

《活着》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体会，像吃馒头撑了，就我自己看到过。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是消费时代，人是比较肤浅的，基本上以消费、娱乐、休闲、享受、生活为主要目的，但这不怪人，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年轻人有很多时尚的东西，你不能责怪他们。只有当人经历了苦难的时代，他才会反思苦难的来源，特别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