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慢慢和世界水平接轨，中国文学也渐渐地对每年秋天瑞典文学院决定诺贝尔奖金感到心惊肉跳。中国作家还没有赢过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羞辱、不平，甚至愤慨。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作品能“对灵魂挖掘的深”（鲁迅赞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也越来越差，中国书籍市场上以及电影、电视上，充满了像美国人曾经喜爱而又鄙视的“一毛钱文学”。
几年前，3位姓“王”的作家曾引发了一场对这种文学“失落”现象的大辩论。
当过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首先发难，可是他发起的一场对“王朔现象”的大讨论却逐渐变成了对“王蒙现象”的争鸣。
在争鸣中，第三个“王”（王彬彬）起了关键作用，他的很多新意见，得到许多反馈。1996年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由丁东、孙珉选编的《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下文简称《冲撞》），对这一辩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读者请把它浏览一番，或可增加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了解。
“一路侃，一路玩”
王朔是中国当代成名作家中的一种新现象，有人把他的写作天地称为“亚文化”，是一种“抗拒意识形态主体中心化的青年边缘化”；它“反抗传统价值观念”，“排除生活既定的意义”，“具有反社会的颠覆力量”。
对王朔自己来说，他的写作目的很单纯、天真：“我的小说靠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我写时不是手对着心，而是心对着手。”可是别人却认为他扮演了“代表一种颠覆意识和怀疑主义”的角色，“摧毁生存和信仰和终极价值规范，亵渎现存的‘神圣’和‘永恒’，落入可怕的虚无状况却怡然自得。”
王蒙于《读书》杂志1993年第一期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中写道：“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做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灵魂的蛀虫）”，但这样的作家在现代中国已经变成了濒临绝迹的种类，随之而起的就是像王朔这样“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的“玩作家”（玩弄写作、玩弄读者、也玩弄自己的人性、天良）。
可是，王蒙却又不愿意把这种被人们称为“痞子文学”的作品过分谴责。他认为“王朔式的痞子腔调与行状”却“很适应（邓小平的）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代表了中国思潮在“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以后，文学的“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好像“无力扭转乾坤”的雄狮变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的猴子，使读者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
过于聪明的中国文人
王彬彬在刊载于1994年第6期《文艺争鸣》杂志上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将王蒙这种把真善美的理想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和稀泥、求妥协说成是王蒙和王朔一鼻孔出气。
王蒙在《躲避崇高》中说：王朔“不像有多少学问，他智商蛮高，十分机智，敢砍（和同音字“侃”同义）敢抢，而又适当搂着（名誉、地位、享受、女人？）——不往枪口（当权者的禁忌）上碰”，王彬彬认为这实际上是王蒙的自我写照。王彬彬认为：“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以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文中王彬彬用了“过于聪明”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所谓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认为这是中国的“一种渊源久远的文化现象”。
这种“聪明”表现在知道和掌握“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知道和掌握“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使他们这种“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但“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
他认为这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是绝对“排斥、阻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他在文章中称赞了鲁迅，认为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而“拒绝世故”、“不屑于世故”。他又举了“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的苏格拉底来对比王朔式的“高智商”和“油滑调侃”。
他最后说：“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高扬。”王彬彬这篇文章岂止是批评王朔和王蒙，简直把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传统都说得一钱不值了。
形而上者谓之道
试问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哪儿？为什么中国文明没有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文明那样“晋代衣冠成古丘”？回答只有四个字：“人文精神”，或者说：“群体文明”。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问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管子活在孟子之前，却早就提出了问题的答案：“君子使物，不为物使。”意思是说，要做物质生活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功名富贵）的仆从或奴隶。
王彬彬对“过于聪明”的中国文人的批评把讨论引到我最喜欢引的《周易废荡恰纺蔷洹靶味险呶街⌒味抡呶街鳌！蔽乙还崛衔泄拿鞒な俸椭泄盖昀矗ㄓ腥怂〖竿蚰昀矗┮恢笔堑厍蛏先丝谧疃唷⑷丝诿芏茸畲蟮南质的墼谝黄稹?
在这个人碰人、人挤人的国度要使社会秩序有条不紊，人和人之间就不能像禽兽那样只懂得吃喝玩乐，而必须有一种超乎禽兽的“人”的气质。这就是《易经》和许多古圣哲所说的“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孔孟所提倡的“仁”）。
这个“道”的概念西方传统中没有，因此无法用西文翻译。可是，印度梵文中的“dharma”却有跟它一样丰富的意思。
去年9月底《纽约时报》组织了一次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座谈会，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普遍觉得，中国局势的发展，一方面是邓小平使中国几千年来会经营、会享受生活的本来面貌得到恢复，另一方面从高层到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信仰危机”或“理想危机”。这种危机和《冲撞》一书中充分反映的“失落”感是相互引证的。
生存与思维状态的体现
在《冲撞》的讨论中，评论家王干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
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他并且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即“文人”）始终只有“代言”（代圣人说话）、“依附”（像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像一张皮，依附在别的阶级身上）、“工具”（统治者的工具）身分，而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上不着天而“与当权者无关”，下不着地而“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更失去了“代言”的角色。我看他这种见解本身就象征着知识分子的自我贬值。中国之所以成为闻名遐迩的“礼义之邦”就是因为有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阶层是从孔夫子开始变成中国道德的创造者和保护人的。孔子说的“立德”、“立言”就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说出至理名言来，不仅仅是“代言”而已。鲁迅为了救国、救民而弃医从文，就是要“立言”。毛泽东和他周围的知识分子都是“立言”的强大集团。
记得1985年，笔者在东京听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中国通Benjamin Swartz 谈中国历代王朝的道德权威都控制于宫廷知识分子之手，政府要靠大学士来指导行政方针、决策，这种情况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就起了根本的改变。以毛泽东领导的统治集团本身就是道德权威，不再需要任何“大知识分子”的指示。
毛泽东知识分子现象
这种“毛泽东知识分子现象”在1950年代的“批《武训传》电影”、“批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以及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利用政府权威干涉、打击其他知识分子的高潮。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立德”、“立言”式的知识分子，却使得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忘记了“大任”、放弃了“立言”而自暴自弃。
正像《冲撞》书中，评论家王晓明所写的“真正的危机都在于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表现为“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
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把“革命”的崇高调子唱得过于辉煌和神秘，后来对实情的揭发使人发现菩萨都是泥巴做的，没有神圣可言。“五四”运动以鲁迅的《狂人日记》达到高潮，把中国几千年的“崇高”传统变成“吃人”的伪善。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又把毛泽东时代“崇高”的伪善盖子揭开。
正像《冲撞》书中说的，“以崇高作假面欺世盗名以售其奸”的政治骗子和文学骗子，以及那些“假大空”和“高大全”的文学赝品，使中国人文精神的崇高蒙上了羞耻。如今人们要摆脱这种羞耻，就索性把“崇高”这个婴儿和澡盆的脏水一起泼掉。
转型期的两大矛盾
“旧的不破，新的不立”是毛泽东时代一句名言，现在的情况却是：旧的破了，新的未立。
在这个被人们称之为转型期的两大矛盾，一是鲁迅、毛泽东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利用西方现代文明的潮流把中国传统道德冲垮，可是在这以后又发现西方文明不能根本取代中国文明，使中国陷入既无法把砸烂了的孔圣偶像复原重新供奉，又不能在神州大地上树立洋偶像的上层建筑的窘境；二是中国经济落后还必须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面搞市场经济，因而把中国社会暴露在“精神污染”的腐蚀影响之下。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感和这两大矛盾是有密切关系的。可喜的是，一方面《冲撞》问世而在民间掀起重振人文精神的运动，另一方面，以江泽民倡导的“三讲”整风运动，也在统治阶层广泛开展（听说现在更提出学习“江泽民思想”）。虽然无法回到毛泽东时代，但只要中国共产党不烂掉，仍然可以变成提倡“崇高”的一股力量。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也会逐渐把中国精神文明建设起来。
应该相信中国知识分子是好样儿的，终究能走出困境，不辜负孟子所期待的“降大任”和孔子所勉励的“立德”、“立言”的。
（作者现为印度中国研究所主席团成员，兼任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教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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