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基因解码取得重大成果，人们在为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进展庆贺的时候，一批人文学者上周汇聚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试图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声音：接受生物基因技术这个决定我们命运的礼物要三思而行。
由北京大学和美国全球学会联合召开的“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场”研讨会选在北京人遗址举行自有其象征意义。在一种严肃的气氛中，研讨会召集人之一约翰·奈斯比特致辞说：“我们站在人类开始的地方，讨论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借此敦促全人类就此事开展对话，因为事关全人类。”
生物技术对人类的影响不仅是广泛的，还直接涉及到对生命的定义及生存的涵义。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何光沪将生物基因工程的惊人进展称为“地球有史以来的第三个转折点”，前两个是生命的诞生和人类的出现；而现在，人类已经可以自己来制造人类，人类的发展已可以由自己来掌握。因此基因工程带来的生命伦理难题特别受到关注。
争论不只在学界，在出版方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积极的响应：上海科教出版社日前推出杰米里·里夫金的《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该作者就是15年前令中国人记忆深刻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作者；湖南科技出版社即将推出“双螺旋丛书”四册，介绍国外学者对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探讨；即将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世纪生命伦理学难题》，汇集了国内学者去年在昆明举行的“香山会议”上就此主题开展的讨论，可以看到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对此事的见解。
杰米里·里夫金曾说：“生物技术革命已经点燃了一场哲学上的风暴性大火”，争论“以信奉生命内在价值的人为一极，以信奉生命利用价值的人为另一极。”事实正是如此。这里，我们不妨来听听两方面的声音———并非虚妄的想像———生命将获得基因版本有这样一个幻想故事：15或20年后的一天，你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哭着回来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同学都有5.0的基因版本，而她只有3.0的基因版本。
支持这种想像的人认为，既然基因修饰技术已经出现，理论上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对基因的修饰，去掉一些“缺陷”，那么当然应该应用这种技术，使人获得性格、行为、智力和体力方面的“优化”，比如说更健壮、更高大、更善于社交、减少暴力倾向等。而随着基因修饰技术的发展，基因版本的出现也是可能的。
而生命伦理学家重视的则是这个故事里的“歧视”因素。基因技术的发展逐渐将人的定义等同于基因，基因决定论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基因歧视。基因修饰技术的前提是认定有一个完美的“人”，或称完美的基因。生命伦理学的疑问是：什么是完美的人？谁来制定这个标准？何光沪认为，对人的定义，不光是科学的，也是哲学的，还是民族和宗教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对人的定义差异可能很大，“优化”的概念可能将我们的世界带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不平等状态，而实际上基因决定论至今尚没有显示出有足够的可靠性。
由于生命科学的进展，当代实验医学的胜利，科学在人类的自我认同中越来越扮演主导角色，生命伦理学家就此指出：必须切实分析现代科学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同时传统人文科学必须加入到人类的自我认同中来。
在“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场”会议上，对于“WHOAREWE？”（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认为面前的北京人遗址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他说：“它在提醒我们，悠久的历史、漫长的时间是人类发展和人类自我认同的一个基点，人不可能将一切都放到一个共时态中去进行一次虚拟的自我设计和认定。”“‘WHOAREWE？’是没有答案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个不确定性。”
现实的个案———生命获得专利生命的专利也是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才产生的问题。
在美国，一位名叫穆儿的阿拉斯加商人，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体部件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申请了专利，并且把此项专利转让给了SANDOZ制药公司。因为穆儿在一次患病住院时，被发现体内有一种促进白细胞生长的血蛋白，对抗肿瘤的药物有重要价值，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中分离建立了一个细胞系，并于1989年取得了发明专利。穆儿因此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要求归还其自体组织的所有权。但结果败诉。
穆儿的案例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发生在美国人的身上。事实上，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从第三世界公民的身体上获得这类有价值的基因组织并申请专利的事件已经屡有发生。这类事件令人震撼之处在于把人体划分、包装成了知识产权并交给了商业机构，它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生命是否有专利？如果有，那属于谁？
支持实行基因专利保护的人认为，如果不实行专利的申请和保护，那么这些基因不论是在特殊人群中绝迹，还是消失在一般人群中，都将陷入不可恢复的地步。还有人这样反问：如果记者因为写某个家庭的文章而获奖，那是不是要将奖金的一部分拿给这个家庭呢？
北大哲学系客座教授、生命伦理学学者许志伟认为，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一种体制的局限性。他说：现在健康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但这并不等于承认“健康是一种商品”，是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与疾病的战斗走到今天，就是因为健康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是商品，都不能成为商品。他举例说：在中国古老的乡村，维护健康的体制是预防式的，乡村医生的任务就是帮助人免除或减轻疾病的痛苦，如果生病的人很多，那他可能就会被赶出村子。但现在的状况是，医生从疾病中获得财富，生病的人越多，医生就越富裕。在我们谈论从科技到商业运作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时，有没有考虑从根本上对这个体制提出问题，即：商业模式运作是否应该设立界限，这种界限应设在哪里？有关生命的问题能不能进入商业模式？
哲学的沉思———在快乐和痛苦的天平上生物技术向人们许诺了完美、健康、快乐、优化，这迫使一些哲学家走到另一个极端来提出问题，他们说：痛苦对人性的意义是双重的，并不都是消极的，受难无论对人生还是人类文明都有积极的意义，近代医学对痛苦的解除是单向的，同时也将含义丰富的痛苦简单化、平面化了。
华西医科大学张戈认为，人类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对遗传的干扰，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在一个遗传压力缓解的状态下发展的，谈论完全遵循自然规律是不现实的。一些来自基层工作单位的人甚至谴责哲学家不理会人们的痛苦，他们说，“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侏儒只能和一个弱智人成立家庭。那么你就不会反对通过基因技术改变侏儒了。”而华东师大哲学系陈蓉霞则认为，侏儒只能和一个弱智结合，这恰恰是一个反映歧视、不平等现实的社会问题，如果大家都不去努力改变这种充满偏见的现实，只想通过捷径解除痛苦，那么只能导致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的到来，并直接伤害生物的多样性。
生命伦理学———期待公众参与随着讨论的开展，一门新的学科正在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北美等地兴起的生命伦理学。
由于当代科技的发展，顽疾可以治愈，生命可以延续，人类身心有很大改善；与此同时，生命与死亡，痛苦与灾难，生命的自主权，控制生命的能力，生命在受威胁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责任等这些人类有史以来便有的伦理问题，在文明空前发展的今天得以强化，变成了困惑人的新问题。生命伦理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正视生命科学带来的伦理挑战，亦评估科学与人类的种种价值关系以及科学对人类价值的改变，它使人们强烈地注意到人类生活与道德伦理之间的互动作用。
对于这一困惑我们大多数人的难题，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和许志伟认为，简单地肯定和否定都不对，应该由几个方面具体深入，在一些方面制定出规范来，包括：如何帮助有需要的人去获得种种医学科技的成果？或者，帮助人不被科技伤害？如何公平分配科技的成果？人需要有什么伦理美德、社会需要有什么道德品格才能使这些科技能正常地服务于人？社会需要什么机制、制度、组织、法律去管理这些新的科技？谁有权控制这些新的科技？当科技带来伦理问题时，谁有权力与能力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至于这场讨论的价值，他们认为，将取决于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场技术革命，对这场技术革命有多少了解，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