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市民群体，到底身归何处，将来到底会去向哪里？

　　通过资料收集发现，从新市民流入的城市分布角度看，省内流动跟跨省流动几乎各占一半。然后在省内向外流动，流入到小城镇的比例占到45%，地级市的占到三分之一；

　　在跨省流动的时候，流入到直辖市与省会市的比例明显增高。所以当一个人决定跨省流动的时候，他一定会优先选择大城市、省会城市，最差也是地级市，否则他就会在省内流动，这是一个基本的流动格局。

　　解决1亿人的落户问题

　　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今年新春祝词中提到，要完成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所以要通过数据去判断，到底是落户到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是省内安身，还是跨省安身，这样去区分，就可以清楚地知道1亿人在哪里。

　　两年前，褚荣伟团队做过一项研究，调研新市民是否有在本地有购房的意愿。结果发现越小的城市和越大的城市都不受新市民喜欢，相反他们会选择青岛、厦门、郑州、成都这样发展环境不错的城市。

　　很多新市民知道他们在北京上海买不起房，但也不会去嘉兴这样的小城市买房。身归何处，新市民到底去哪里？这一个亿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其次新市民心安何方？人在哪里和心在哪里是两件事。这种心意味着某种对自我的认同与归属。

　　第一，制度身份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说这很简单，我户口本上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认知。如果户籍政策在未来真得出现了改变，比方说大家可以随意地选择城市落户，随之而来会出现自我认知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一个地方稳定居住长时间之后，人们还是会有归属感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当我们按照年龄用70、80、90去分层人群，再去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原以为90后的新市民，他们可能从小都有城市生活的经历，他们可能从没有干过农活，会对城市更有归属感，但结果却发现90后在三个年龄层中对城市的归属感是最低的。所以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第二，自我身份的问题。那些五六十岁的人，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长，而对城市更有归属感，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探索过“我是谁”这个问题，不管他想要变成谁、他能不能变成谁，但他至少知道“我是谁”。

　　但对年轻人来说，他是谁他真的不知道。如果说是农村人，可他真得没干过农活，如果说城市人，可他对城市也不了解。

　　研究团队就曾面试了一个来上海市快15年的四川自贡人，目前居住在松江（松江是上海的郊区），他15年来没有去过上海市中心，所有的生活都在小小的圈子里，他不认为自己属于上海，甚至不属于松江。所以自我身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第三，家庭身份。家庭就是说作为父母亲的责任，作为子女的责任，我的身份在哪？分居家庭对留守儿童所带来的一定是对身份越来越惨痛的侵蚀。如果一家人都不能居住在一起，何来“市民”一说，如果一家人都不能居住在一起，那生活还有什么奔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不管是私营机构、政府，还是公益组织都应该仔细地考虑这件事，也希望众人能够为“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提供素材和样本去做研究。

　　新闻曾报道过“临时家庭”的概念，临时家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符合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但这不代表他背叛了家庭，他仍在为老家的爱人奋斗，这件事儿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子女的教育该怎么办？

　　第四，阶层身份。这些人甚至不在城市原有阶层的结构当中，变成了新市民。但他们从心理层面能否接受变成新市民，打工者未来能不能变成工薪阶层（working class）,甚至是中产阶层（middle class），如果这批人只是在这个城市生活着，但是看不到任何向上的希望，这将成为一个另外的一个限制。

　　很多人要去挖掘新市民的潜力，消费的潜力，给他们授信。如果没有办法认识到进步、上升对新市民的意义，那么“福祉”就无从谈起。

　　新市民的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

　　1、新市民的市民化过程

　　新市民的市民化到底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简单地描述一下：首先会是漂泊流动，像浮萍；第二步，新市民实现了稳定居住，如果不能获得户籍身份，那就会回迁流动；假设这批人获得了户籍身份，他们就会去挑战他的阶层身份，去攀越新的阶层。

　　其实市民化的问题，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就业状态稳定以及户籍身份转换的过程。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批人生活方式、习惯转型、市民观念的形成，即使居住在城市，可是所有的生活方式还是农村时的，那么就业、户籍这些事是没有用的。所以市民化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制度身份转化的过程。

　　再社会化过程是需要有很多社会化代理，不管是公司、工厂，还是社区、城市，要不然的话新市民就没有办法建设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所谓代理的意思就是帮助他们适应融入城市，转变为新市民。）

　　2、新市民的商业机会

　　谈到新市民群体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人群基础很大，衣食住行总是需要花钱，总是有市场机会的。但这个想法背后的假设是，新市民群体是消费者，他们要买东西，要花钱。

　　褚荣伟反而很认同君灏控股董事长奚军的观点，“我们不能仅把新市民当成消费者，他们还是生产者，他们是有资源的”。在利用高科技的手段情况下，是可以发挥他们的资源的。

　　举个例子：假设某人认识一家公司，帮品牌商到四五线城市的超市去验货，比如说甲方的一个营销活动，到底这个活动有没有执行到五线城市。但全国没有一家调研机构可以全国性的地毯式普查，只有这个平台在全国都有用户，让这个五线城市的用户去拍照，然后做完任务之后给报酬，这就是发挥这批人的闲散时间赚钱。

　　流动人口有很多人属于零工经济，这批人会打两份工，这也是一种资源的发挥，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去发挥他们的资源，创造的商业价值也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3、商业机会的核心是购买力

　　针对新市民的商业，一方面需要帮助他们提高收入，而且要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去帮助他们合理消费，然后达到持久的福利，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如果要提高新市民的收入，要么去雇别人，要么被别人雇。被别人雇，那就是工作；雇别人，就是生产或者经营。想要有个好工作，就需要别人告诉工作机会在哪里，同时得有个工作技能，让这个工作觉得有趣，要能适应这个工作。但自动化来了之后，没人给工作机会了，那就只能被淘汰。

　　褚荣伟指出虽然很多的社会企业、公益组织，都希望给这批人技能培训、让他们在能力上有提升，同时经济学家在关于贫困的研究当中也早就说过，贫困的这件事要解决，不是给他钱，而是给他赋能，能够有能力去过一个相对自由，而且想体验的生活。但背后有着各种约束，但这当中势必会前期投入很多，怎么才能够让商业效益跟社会效益平衡，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挑战。

　　在非洲一家公司成功实现了商业创新。非洲没有公共电力设施，这家公司在研发过程中考虑到：没有电意味着需要烧炭，但对环境不友好，而且煤炭公司容易形成垄断，成本会增加；再加上没有电话，远距离沟通就变成了障碍。于是他们就开发了一个名义上叫太阳能的产品，在家里搞一套设备，有一个电话，连接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和内罗毕总部有联系。每户每月付了多少钱，就能用多少电，如果不够，还要把钱通过手机转账续费。这个设备先期投入160美金，但每户只要付30美金，公司就上门安装提供使用，两年之后免费。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对肯尼亚人来说这更像是一个金融服务。很多人理解的金融服务就是贷款，但肯尼亚这家公司把金融服务和日常生产的各种系统全面考虑起来，现在的盈利状况非常好，同时开始在平台上卖很多其它产品。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创新，足够的想象力，一定能够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这就是创业者，或者是新一代的企业家要去思考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去做赚钱容易、赚钱快的事情。

　　城市化之路任重道远

　　褚荣伟强调，根据国家2015年常住人口的统计，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是54%，很多人会觉得美国2010年才81%，中国按照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速度，很快就能追赶上去，但是54%仅相当于美国1920年的水平，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城镇化很快。

　　再去看世界上农村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他们都还在发展中，所以世界联合国研究会显示，到2050年也就68%的人会生活在城市。

　　有个理论叫全球经济的金字塔，发达国家占全球财富可能会占到70%，但人口，美国、欧洲、日本可能只占到5%，就全球目前来说，有30亿人每天只有2美金的生活支出。

　　这意味着，城镇化这条路还很长，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很长。可以说，针对新市民的服务与发展模式不只是局限在中国的市场，其实是可以给世界带来新的动力、新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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